1953年秋天，川渝两地公安系统的办公桌上，同时收到了一份加急电报，落款署名是周恩来。电报措辞简洁有力，没有半句客套，直奔核心：罗世文、车耀先同志被害一案，务必彻底查清从抓捕到杀害的全过程，所有参与人员，一个都不能遗漏，坚决为烈士讨回公道。接到电报后，四川省公安厅和重庆市公安局连夜行动，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专案组，将这起压了十几年的悬案，重新摆上了桌面，一场跨越数省的追凶行动，就此拉开序幕。
这起牵动周总理的心的血案，要从13年前的1940年说起。彼时，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，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共高潮，四川作为西南大后方，成为国民党特务镇压地下党的重点区域。这一年春天，成都爆发了轰动全城的“抢米事件”——国民党当局故意囤积粮食、哄抬粮价，导致百姓无米可食，随后又嫁祸给中国共产党，污蔑是共产党人煽动民众抢米，以此为借口，在四川全境掀起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，目标直指地下党组织的核心成员。
1940年3月18日，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，按照约定前往成都一家茶馆与地下党同志接头。他深知自己身处险境，全程保持高度警惕，可即便如此，还是被早已埋伏在茶馆周围的国民党特务堵住。作为四川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，罗世文手里掌握着整个西南地区地下组织的联络网和核心机密，他的落网，对西南地下党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就在罗世文被捕几天后，负责地下党军委工作的车耀先也不幸落入特务手中，两人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，切断了一切对外联系，彻底与组织失去了联络。
动手抓捕罗世文、车耀先的，是军统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——这是一个专门针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机构，手段残忍、行动隐秘，在西南地区犯下了无数血案。当时，这个委员会里有一名叫刘鶴梅的特务，持有上尉军衔，是南京宪兵学校科班出身，在成都宪兵司令部任职多年，有着丰富的抓捕和押解经验，后来被调到重庆，专门负责特务行动的押解和现场抓捕工作。
罗世文被特务围住时，刘鶴梅亲自上前，用绳子将他牢牢捆绑，全程面无表情，下手极狠；车耀先被捕的当晚，刘刘鶴梅负责外围把风，严密监视周围动静，防止有地下党同志前来营救，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。这两次抓捕，刘鶴梅都是核心参与者，手上早已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。
可刘鶴梅的恶行远不止于此。1940年6月，也就是罗世文、车耀先被捕三个月后，刘鶴梅又参与了一次针对地下党外围人员的清剿行动。特务们将唐介舟等六名地下党外围同志强行抓捕，连夜拉到成都郊外的田埂上，没有任何审讯，没有任何辩解的机会，一排枪响过后，六名同志全部倒在血泊中，壮烈牺牲。而刘鶴梅，就是这次屠杀行动的主要执行者之一，亲眼看着六名同志倒下，他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一脸冷漠。
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后，在牢里整整熬了六年。他们先后被从成都押到重庆渣滓洞监狱，后来又被转移到贵州息烽集中营，关押地点换了一处又一处，特务们用尽各种酷刑，试图从他们口中套取地下党组织的机密，可两人始终坚贞不屈，从未泄露半句党的秘密。在息烽集中营里，罗世文秘密组织起狱中支部，带领关押的同志们学习革命文件、讲解国内外形势，鼓励大家坚守信仰、绝不屈服；车耀先自幼患有肺病，狱中恶劣的环境让他的病情日益加重，可他依然坚持写作，写下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对年轻人的期望，希望能为后人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1946年8月18日，国民党特务见始终无法从罗世文、车耀先口中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，便下定决心痛下杀手。当天，集中营看守长杨进兴以“转移关押地点、更换舒适牢房”为名，将两人带出牢房，一路押往歌乐山松林坡。在一片隐蔽的树林里，特务们趁两人不备，将绳子从背后悄悄套在他们的脖子上，用力收紧。罗世文和车耀先甚至没来得及喊出一句“共产党万岁”，就倒在了特务的屠刀下。随后，特务们将两人的尸体草草埋在山坡上，没有立任何标记，试图将这起屠杀彻底掩盖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镇反和肃反工作，大批潜伏在各地的国民党特务被陆续挖出，很多当年残害革命志士的凶手都被绳之以法。可罗世文、车耀先被害一案，却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，档案里的记载残缺不全，谁下的抓捕令、谁具体经手、谁是直接凶手，都模糊不清。不是办案人员不尽力，而是当年的特务大多化名潜逃，相关档案被特务们销毁，线索十分零散，这起案子一压就是十几年，成为无数人心中的遗憾。
直到1953年，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提及罗世文、车耀先两位烈士，得知他们的被害真相仍未查清，凶手尚未全部落网，当即下令，要求川渝两地公安部门全力以赴，彻底查清此案，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参与残害烈士的凶手。正是这道指令，让这起尘封十几年的旧案，重新有了侦破的希望。
专案组成立后，首先将调查重点放在了重庆旧军统局本部的档案室。当年国民党败退时，销毁了大量特务档案，档案室里只剩下成堆的废纸和残缺的资料。几名侦查员顶着炎热的天气，在堆积如山的废纸中一点点翻找，整整翻了一周，终于扒出一摞发黄的人事档案和津贴发放表。这些资料虽然残缺，但上面清晰记录着军统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的人员名单、职务分工以及每月的领薪记录，为案件侦破提供了关键线索。
顺着这份名单，专案组开始逐一排查。他们首先找到了当年的行动组长周作桢，此时的他已经改名换姓，在成都郊区的一个砖瓦厂里当了三年工人，平日里沉默寡言，刻意隐藏自己的过去。紧接着，专案组又在川东一个小县城里，找到了当年的行动副组长刘于利，他化名开了一家杂货铺，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，早已没了当年特务的嚣张气焰。
经过审讯，周作桢和刘于利先后交代了当年的罪行。周作桢供述，1940年抓捕罗世文、车耀先是军统高层直接下令，目标明确，就是要摧毁四川地下党的核心力量；刘于利则供出了刘鶴梅，他说刘鶴梅在委员会里属于闷声办事的类型，话不多，但下手极狠，每次行动都冲在最前面，罗世文、车耀先的抓捕以及唐介舟等人的屠杀，他都全程参与，是手上沾满鲜血的主犯之一。
专案组按照名单逐一核实，周作桢、刘于利、杨进兴等主要案犯先后落网，审讯笔录一本本积累起来，案件的脉络越来越清晰。可就在追查刘鶴梅时，线索突然断了。侦查员前往刘鶴梅的扬州老家调查，他的亲戚表示，解放前两年，刘鶴梅就没了音讯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；成都、重庆两地的旧特务档案里，也找不到任何关于他化名潜逃的记录。
专案组经过分析判断，刘鶴梅大概率没有死，也没有逃往台湾——如果他去了台湾，必然会留下出境记录；如果已经死亡，也会有相关线索。因此，专案组推测，刘鶴梅应该是换了身份，藏匿在大陆的某个角落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。随后，搜捕范围从四川扩大到苏北、华东地区，几名侦查员背着案件材料，辗转多个省份，沿着铁路沿线、乡村学校、工厂矿区逐一摸排，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线索，可始终没有找到刘鶴梅的踪迹。
转机出现在1955年10月。成都公安局突然接到南通方面转来的一条线索：当地一所中学有一名叫刘传祖的语文老师，群众反映他的履历存在很大疑点，自称是流亡学生，抗战期间四处漂泊，可言行举止间，完全不像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，而且他从不提及自己的过去，性格十分孤僻。
专案组得知线索后，当即派人南下，带着刘鶴梅的旧照片和档案复印件，连夜赶到南通。经过初步调查，侦查员发现这个刘传祖，无论是脸型、身高，还是年龄，都与刘鶴梅十分相似，而且他的口音，虽然刻意伪装成南通本地话，但偶尔还是会露出扬州口音的痕迹——这与刘鶴梅的扬州籍贯完全吻合。
随着调查的深入，刘传祖的真实身份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，1949年国民党败退时，刘鶴梅跟着军统残部撤到了香港，可在香港混了不到一年，手里的钱财就挥霍一空，日子过得走投无路，便偷偷坐船溜回了扬州老家。回到扬州后，他编造了一套全新的履历，谎称自己是抗战时期的流亡学生，四处漂泊，没有上过正经学校，以此掩盖自己的特务身份。
凭借这套虚假的说辞，刘鶴梅顺利考进了苏北师资训练学校，毕业后被分配到南通一所小学当老师，后来又调到当地一所中学教语文。为了彻底隐藏自己，他平日里格外谨慎，从不参加政治学习以外的任何集体活动，不和同事争执，不结交朋友，课讲得中规中矩，既不突出也不落后，刻意扮演着一个老实本分的教书先生。几年下来，他还娶了当地一名妇女干部为妻，有了稳定的家庭，日子过得看似平静安稳，没人怀疑他的身份。
可百密一疏，刘鶴梅最终还是自己暴露了行踪。1955年秋天，学校组织同事聚餐，几杯酒下肚后，刘鶴梅放松了警惕，酒后失言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我当年在国民党那边当过宪兵，军衔还不低。”在座的同事们听后都十分惊讶，没人敢接话，大家都知道，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有过国民党宪兵经历的人，大概率有问题。第二天，就有同事将这件事上报给了当地公安部门。
南通公安部门接到举报后，立即调来四川专案组提供的旧档案，将刘传祖的照片与刘鶴梅的旧照片进行比对，脸型、身高、年龄完全吻合；随后，侦查员又调取了刘鶴梅在军统重庆特别行动委员会的任职记录，发现他的任职时间、地点、职务，与刘传祖酒后交代的“宪兵经历”完全对应，种种证据表明，刘传祖就是潜逃多年的特务刘鶴梅。
专案组当即对刘鶴梅实施抓捕，审讯初期，他还试图抵赖，谎称自己只是普通宪兵，从未参与过抓捕和屠杀行动，只负责看押工作。可侦查员早已掌握了确凿证据，当拿出唐介舟等六人被害那天的行动记录时，刘鶴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——记录上，他的名字清清楚楚列在参与人员名单中，旁边还标注了他当时携带的武器编号，铁证如山，容不得他狡辩。
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刘鶴梅终于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，承认自己参与抓捕罗世文、车耀先，参与屠杀唐介舟等六名地下党同志，以及多年来化名潜逃的全部经过。1956年，刘鶴梅被正式逮捕，接受法律的审判；1958年，法院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刘鶴梅死刑，在南通郊外执行枪决。
从1940年参与抓捕罗世文、车耀先，到1958年被执行枪决，整整18年。这18年里，刘鶴梅化名潜逃，伪装成老实本分的教书先生，试图逃避法律的制裁；而专案组的侦查员们，历经两年多的辗转追查，跨越数省，从未放弃，终于将这名漏网凶手绳之以法。
罗世文、车耀先等烈士，为了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，坚贞不屈、英勇就义，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。周总理亲自督办，侦查员们全力以赴，历经十几年的追查，终于让所有凶手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，为烈士们讨回了公道，也告慰了烈士们的英灵。
参考资料
1. 《罗世文车耀先烈士史料汇编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18年10月，由四川省档案馆、四川省党史研究室联合编撰
2. 《南通公安志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6月，由南通市公安局编撰
3. 《重庆军统档案解密》，重庆出版社，2016年8月，由重庆市档案馆编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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